

《黑色斷掌》的作者蘿絲瑪莉•歐貝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犯罪學系,並曾任職於刑事法庭。以她犯罪學的專長,再結合相關的工作經歷,使她在塑造執法人員形象及刻畫犯罪事件方面特別得心應手。
當蘿絲瑪莉將其犯罪學背景反映到她一手打造的推理小說上時,一名嫉惡如仇、富有正義感的法官——艾利斯•波多爾,就這麼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然而,一名社會地位崇高的法官,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自我放逐,成為一名遊走在社會邊緣的遊民呢?這背後當然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故事。而受人敬重的法官,與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遊民之間的形象落差,也建構出一般小說用以吸引讀者所不可或缺的戲劇性。
黑色斷掌上的戒指,令艾利斯不禁回想起與自己同樣服務於司法界的好友們、自己曾經深愛的女人,以及三十年前的誓言…落魄法官艾利斯即便已脫離了社會,在當河河谷裡過著與世無爭且自給自足的生活,卻也無法對可能涉及好友的殺人事件坐視不理。而就在他走出河谷,試圖釐清昔日好友與黑色斷掌之間的關係時,他自己始終不願正視的過去,以及遊民、娼妓、未婚媽媽、外國移民等社會陰暗面,也隨著案情的追查而一一被挖掘出來,醜陋的真相就這麼浮出了檯面。除此之外,就連環保議題也是作者蘿絲瑪莉所關注的焦點。
其實,世界上的各個國家都存在著遊民的問題。對大多數民眾而言,遊民的形象不外乎是:髒亂、患有精神疾病、不事生產和危害社會安全;遊民的存在,就像是一種社會問題,如同卡在手指頭上的木屑,雖不至於造成重大威脅或災難,但若不加以去除的話,也足以令人惴惴不安。然而,事實上,遊民的成因多半源自於經濟產業結構和家庭功能的轉變,也就是說,許多遊民之所以會流落街頭,大部分都因非自願性的不可抗力所致,像是經濟不景氣、產業外移或引進外勞而造成的失業問題,或是因精神疾病而遭家人遺棄等。作者蘿絲瑪莉在以遊民法官做為故事主角的同時,無形中也使讀者注意到這群受社會忽視已久的弱勢族群。
而作者既然以多倫多為故事發生的場景,除了忠實地描繪多倫多這個城市的風貌,令出身於多倫多的異鄉遊子們不由得興起了一股思鄉之情之外,還值得一提的,也包括多倫多驚人的外來人口比例。根據2001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顯示,多倫多的人口有42.8%為有色人種,是全球外來人口比例僅次於邁阿密的城市。外來人口比例高的城市象徵著這個城市的富裕、多元的文化,和富有活力,但同時卻也代表著這個城市或許存有種族衝突、外國移民教育等不容小覷的社會議題。在《黑色斷掌》的故事中,艾利斯與他的白人朋友之間始終不可抹滅的社會階級差異,除了與貧富差距息息相關外,種族的不同也是種種問題的起點。
在《黑色斷掌》中,作者蘿絲瑪莉雖以傳統的推理小說元素「whodunit」勾勒出整個故事,意即以尋找隱藏的兇手作為解謎的中心主旨,但故事的走向並不完全著重在推理上。遊民法官艾利斯在查案時,也一步步說明了遊民的生活、妓女與皮條客之間的依存關係,以及自己欲塵封的過去,全書的推理氣味反倒被這一段段觸動人心的小插曲給沖淡了,但也讓很容易流於純粹偵探遊戲的推理小說多了一點人性,同時也反映了現實世界所存在的問題。故事的主軸可以說圍繞在作者所拋出的種種社會議題上,這不禁令筆者聯想到日本推理小說的社會派始祖——松本清張。
歐美的冷硬派推理與日本的社會派推理都旨在透過犯罪事件來反省現實世界中的社會問題。而松本清張更主張在犯罪動機上附加社會性,使推理小說的範圍更寬廣,也更具有深度,讓讀者在解謎緝兇的過程中,也能關注自己實際生存的世界。而《黑色斷掌》的作者蘿絲瑪莉也是以同樣的角度出發,讓艾利斯這個遊民法官代替讀者深入一些社會陰暗的角落去追查案情,讓讀者可以在安全的界線外享受解謎的樂趣,同時也對幸福的平民百姓平時無法觸及,甚至連想都沒想過的社會議題加以省思,讓推理小說從「紙上的謎題遊戲」,回歸到與讀者同步呼吸的世界。
蘿絲瑪莉所創造出的遊民法官艾利斯或許還不夠「冷硬」,但對社會議題的關切程度並不相對減少。推理小說從愛倫坡開始,演變至今日的冷硬派或社會派推理,顯示推理小說已漸漸從作者與讀者之間單純的鬥智遊戲,走向寫實和批判社會的類型文學。由這一點看來,推理小說除了娛樂功能以外,還肩負起洞察社會真相、彰顯社會正義的社會責任。
歐美冷硬派的代表作家包括達許‧漢密特、雷蒙‧錢德勒、詹姆斯‧肯恩、米凱‧史必林及勞倫斯‧卜洛克等人,日本社會派的代表作家則包括松本清張、宮部美幸等人,對社會議題與推理小說的結合感興趣的讀者,可多找上述作家的作品做延伸閱讀。而對蘿絲瑪莉的文學及犯罪學背景感到好奇,想知道一名失意的遊民法官要如何為弱勢族群伸張正義的讀者,可先從《黑色斷掌》開始讀起,然後接續拜讀讓蘿絲瑪莉再度獲得最佳犯罪小說獎的《聖人饗宴》,以及以電影界黑暗面為背景的《擺渡人》,相信都有助讀者對蘿絲瑪莉•歐貝這名推理勢力已擴張至法、德、日等國的作家有更深入的認識。而遊民法官艾利斯與親人之間的互動雖在《黑色斷掌》中著墨不多,但相信在接續的系列小說中,艾利斯的親子關係應該會逐漸明朗化,這或許也是在推理元素和社會議題之外,另一個吸引讀者繼續追蹤遊民法官系列小說的重點之一。

自從《聖經.創世紀》大剌剌地載錄人類始祖如何遭受化身為蛇的撒旦引誘,
喫下善惡樹上開結的禁果(不知為何後來的廣告媒體總以「蘋果」形象呈現)之後,往下散葉開枝的人類系譜、遍佈各地的徒子徒孫們都不免揹負了此一「原罪」(sin)的軛;而,也由於直接與撒旦對話的是夏娃,因此在中古歐洲的基督教傳統中,女性較諸男性似乎更容易被視為魔鬼的盟友,被政教當局以種種莫須有的名義打入「墮落」之列。
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無獨有偶,時序代謝迄今,當專家、學者動用大量的數據、質性研究和分析理論,點出號稱「移民天堂」的美國外表看來雖像是個欣欣向榮的「熔爐」,其實骨子裏卻是壁壘分明的生冷「拼盤」時,大夥才般瞿然驚覺:原來,長期以來居高不降的校園霸凌事件、謀殺率乃至於如此這般其他用以排除他者的基進手段,其生發根柢都指向了性別、種族、社會階級等多重個體身份間的緊張與對立關係。
作家華特.莫里斯(Walter Mosley)顯然意識到其中一枚藏埋於民主表層沃壤下的潛在地雷:關於黑人在美國普遍的社經處境、歷史記憶、自我認同……職是之故,他的作品時而觸及無所不在的權力機制運作,時而穿插人事寫實的街頭切片,然則絕不拖泥帶水,不戲耍修辭的花腔,簡淨的敘述中隱隱僨張著一股子橫衝直撞的悍勁——這是華特.莫里斯行之有年的創作風格,字裏行間充滿了深情疏離的場景流動感,路轉峰迴後,又盡是冷硬派推理小說特有的坦然生死、快意恩仇。
《藍衣魔鬼》一書,除了是其飲譽文壇的「易茲.羅林斯」推理系列的發軔,同時也標誌著作家面對族群問題時,所投射出的人文觀照向度。故事由饒富精神分析意涵的「凝視」動作揭開序幕,甫遭工廠裁撤的易茲.羅林斯,在朋友酒吧邂逅了一名穿著體面且出手闊綽的白人,對方開出高價,商請羅林斯替他完成一尋人任務,看似銀貨兩訖的簡單工作,孰料過程險阻重重,不僅疑雲詭誕四佈,甚而有招致殺身之虞。
而在這個初始以「愛」為名開展的尋人行動中,更常出現的卻是各種形式的欲望萌生與展演,被尋對象——出場時穿著一身藍衣藍鞋、慧黠又飽含著肉體吸引力的「致命女性」(femme fatale)尤為其間佼佼,整起事件因她而生,她本身就是性與死亡交媾得出的象徵共同體、改頭換貌的當代三面夏娃,多少英雄豪傑(直接或間接)命喪於黑寡婦之口,落實在《藍衣魔鬼》的基底架構設定裏,更成了一場場名副其實的「黑吃黑」野蠻遊戲。
時運不濟的主角,一連串匪夷所思的謀殺,狗屁倒灶的垃圾事不旋踵即至,包括無端捲入詭異的尋人渦流中三番兩次陷入險境幾至滅頂、莫名其妙被莫名其妙的人強行押解前往警局平白挨了一頓莫名其妙的毆揍、五六輛轎車同時行經路口可警察老兄偏偏要揀那最奉公守法的黑人駕駛進行抽檢……這一切不公的對待,多半僅因其與生俱來的膚色使然,沒什麼大道理可言,只消套句B級電影中「黑鬼」角色經常掛在香腸嘴邊的口頭禪:「老天!怎麼這次他媽的又是我!」
文學性與黑色幽默兼備,就小說創作要素而言,這位集孤獨、愁悒、灰敗、荒謬於一身的——幾可媲美「打不死蟑螂」的英雄主人翁,自也不乏圍環於身邊的三兩狐群狗黨;只不過,這些平素與你稱兄道弟、既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們可沒有橄欖油瓶蓋上的認證標籤,確保彼此果真以心交心、並且落實百分之百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旦是非成敗轉成空,率先掏出槍管斃掉自己的,很可能就是某個時而在側卻不見經傳的雜魚。
是這樣草木皆兵的地下社會了。恍若置身地獄邊緣,動輒出入黑∕白、明∕暗兩造的羅林斯的憂鬱在於:長期積累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否定、「認同」(identity)的模稜不安、以及二戰後美國男性廣泛存在的閹割焦慮。如此迴縈反覆,憂鬱的癥結早已駐紮思維底層,化為自我血脈的部份,並不時釋放過量的情緒因子攪擾主體,無有已時。
然而,倘使我們只一味奉獻自己大而無當的同情心,淚眼婆娑地旁觀道:「他們好可憐喔好無辜喔居然要忍受極端種族主義者無道的欺凌」、「這個社會變成這個樣子難道XXX不用負責嗎」,那麼,我們顯然是將自己擺在一個較為優越的位置進行發聲,同時亦小覷了這支黑色鑲金的古老族裔是如何轉化∕挪用主流價值投射而來的視角以及一黑黑到底遂百毒不侵的邊緣身份,恣意游走那些「高等白人」不願欺近也不敢親進(親身臨進)的另類場域:撞球間、酒吧、妓女戶、熟稔通關語方得其門而入的餐館……隱匿於暗巷死角的內線交易,不可見光的腥羶秘聞,咱們的黑人男主角憑藉著了得的應變能力以及天生的危機意識(當然,還得加上一些些「說時遲那時快」的機巧運氣),四方打探、搜集情報而顯得游刃有餘,這適足說明邊緣者所發展出的雙向仿擬性格最終竟得以超越∕瓦解黑、白之間機械化的二元對立,從而體現受壓迫者反挫威權體系的內爆張力。
如今當全球相繼脫離冷戰氛圍、進入後殖民語境,學院內的袞袞諸公們也莫不苦心孤詣地創設新詞,好比以「非裔美籍」(African American)替代「黑鬼」、以「原住民」(aboriginal)換置「土番」,企圖利用某些政治正確的語彙,替過往累下的性別歧視、族群迫害或者資本主義剝削事實敷染色彩;但,很抱歉,假道學家一廂情願的想望和大義在普羅民間可是難以通行的,正如同腐食動物不叫腐食動物也還是難以擺脫其逐臭逐爛的本質——族群衝突到哪裡都是族群衝突,族群衝突就是族群衝突本身,句號。
假若要談《藍衣魔鬼》在這些相關議題上,究竟有什麼值得另著一書處,那麼,我們不妨將焦點凝定在華特‧莫斯里對黑人所處的畸零「負空間」及其文化生態所進行的深刻而翔實的書寫上,如此真誠無欺,作家不做過度的渲染,不片面放大悲慘情事搏取讀者同情,反而更能探勘邊緣位置的勁道,打開學者索雅(Edward Soja)定義下的彈性「第三空間」。
相對於學院內惺惺作態的「平等、正義」口號,華特‧莫斯里的推理作品即是透過大眾文學的傳播機制匯聚成另一股能流,或許沒那麼縝密、清高,卻能憑藉著作家長期以來的觀察和思索,一則得以和部份高來高去的後殖民論述相頡頏,二則,其書寫的底蘊將更接近庶民生活的真實面貌。
至於作家的核心關懷——「族群問題」,是否真能等到徹底解決的一天?此時此地仍未有定見,論者們也只好暫且放由他去,改以鼓動人心的勵志官腔宣告:「正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92年,當柯林頓(Bill Clinton)被記者問到他最喜愛的作家時,"華特.莫斯里(Walter Mosley)"這個名字一夕之間登上各大媒體,引起民眾的關注。1990年出道的莫斯里在這之前雖然不能說是默默無名,但在總統的加持之下,知名度大增,開始受到社會大眾的熱情擁抱。幾個顯著的證據包括了1994年他的第四本小說《Black Betty》推出不久,便締造了十萬本的精裝本銷售量;1995年莫斯里的首部小說《藍衣魔鬼(Devil an a Blue Dress)》改編成電影,並由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擔綱主角;而至2008年為止,莫斯里已推出了30本以上的著作,包含了推理、科幻、評論等各種類型。
出生於1952年洛杉磯的瓦茲(Watts),一個在日後(1965年)因種族暴動而聞名的地區。父親是非裔美籍,母親是猶太人,根據莫斯里自述,家庭與黑人文化中口述故事的傳統對他日後的寫作生涯有重要的影響。以易茲.羅林斯系列為例,作品中除了充斥著「黑話」(黑人英語)之外,父親的影子及靠房屋出租維生的生活經驗都成了故事的一部份。
1985年開始,莫斯里在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夜間課程學習寫作,在小說家Frederic Tuten和Jerome Charyn指導下,莫斯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Gone Fishin’》,但在出版的過程中卻遇到了阻礙。出版商說:「白人不讀跟黑人有關的作品,女黑人對男黑人的故事不感興趣,而男黑人根本不讀書,這本書究竟是誰會看?」即使是莫斯里自己也認為他的目標族群是「為了擺脫種族歧視與經濟困境,而從南方遷移到洛杉磯的父親那一輩的人。」顯然雙方都不看好這種作品的市場,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的莫斯里成為日後暢銷排行榜上的常客呢?
最常見的解釋是:「雅」「俗」共賞。莫斯里藉由黑人文學(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與推理小說的巧妙結合,同時獲得主流文學家與推理迷的認同。對主流文學家而言,莫斯里為黑人文學示範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對推理迷來說,莫斯里增添了推理小說的深度與寬度。
黑人文學
黑人文學的歷史可追朔到18世紀,但正如黑人在美國「若有似無」的存在,黑人文學長期被文學史家忽略。直到60年代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後,少數族裔的聲音才開始被重視,並隨著70年代黑人作家不斷地攻占暢銷書榜與各大獎項,黑人文學終於被視為美國文學的一種類型並認真對待。
黑人文學在主題上以黑人文化、種族主義、宗教、奴隸等為主。作為表達、認同、反抗的工具,文學的可能性基本上滿足了各種需求。但對於推理小說而言,雖然黑人偵探輩出,在與黑人文學的結合上卻面臨了兩個挑戰。第一,作為類型小說的一種,推理小說在形式上充滿了許多不言自明的規範。作者在滿足推理迷的期待之外,往往難有餘力再多做些什麼。第二,推理小說的本質是維持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換句話說,這個論述載體先天上便趨於保守,黑人想靠推理小說來為自己發聲,自然不容易成功。
但莫斯里做到了,在他的易茲.羅林斯系列中至少達成了三項成就。首先,在主題上緊隨著黑人文學的傳統︰黑人文化、人際間的互動與各種困境等等隨處可見。第二,本來由於黑人在美國社會的「準」缺席,黑人的歷史也跟著消失。但莫斯里重現了40到60年代洛杉磯底層的黑人社會,為過去的空白增添新的理解。第三,在內涵上清楚地呈現了黑人文學中最常探討的兩個議題: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及表意(Signifyin(g))。
雙重意識的概念由黑人文學先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所提出,指的是黑人在美國社會化的過程中,擺盪於黑白價值與文化時所出現的認同問題。黑人想進入白領階級,往往得遵守白人所訂下的遊戲規則;但吊詭的是,在遵守規則之後,除了依然不被白人社會所接受外,同時也被黑人社會視為叛徒,陷入一種裡外不是人,失去歸屬的困境。
表意是文學評論家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從非洲民間故事〈表意猴子(Signifying Monkey)中所引伸出的概念。故事大致上是說森林裡的一隻猴子告訴獅子說大象在說獅子的壞話,獅子一怒之下去找大象理論,卻被大象扁了一頓,並發現自己受到猴子的欺騙。當獅子回頭去找猴子時,猴子已躲回樹上,並對自己愚弄了百獸之王感到得意。表意所表達的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特質,藉由模稜兩可的語彙與行為,於不同陣營間獲取利益。某個程度上,表意也是黑人在雙重意識困境下所發展出的生存之道。
黑人偵探
在推理小說方面,莫斯里追隨黑人偵探的傳統。1932年費雪(Rudolph Fisher)的《The Conjure-Man Dies》是第一本由黑人作者、以書本形式發表的推理小說。也是第一本完全以黑人為主角、黑人社會為背景的的推理小說。傳承費雪衣缽的是海姆斯(Chester Himes),他活耀於五、六O年代,以哈林區為背景,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警探搭檔:棺材艾德(Coffin Ed Johnson)與掘墳瓊斯(Grave Digger Jones)。他的作品充滿了黑人受傷與荒謬的處境,在受不到公平對待的情況下,黑人只能被傷害、互相傷害甚至自我傷害以求生存。海姆斯已是美國被研究最多的黑人作家之一,他筆下對黑人社會的精準描繪史無前例,因此有批評家說海姆斯的作品使「推理小說成為一種社會控訴形式」。
受到海姆斯與民權運動的影響,黑人推理小說在八O年代後受到社會的認同與歡迎。包含Barbara Neely、Nikki Baker和Eleanor Taylor Bland等女性作家推出了各式各樣的女私探,而莫斯里更是常被拿來與海姆斯相提並論。有別於海姆斯的控訴,莫斯里的作品有較多的寫實。因此相較於海姆斯作品中常見的憤怒與絕望,莫斯里的人物往往流露出妥協與無奈。莫斯里說:「我想寫過著真實生活、像黑人的黑人,而非附屬於白人或以受難者身分登場的黑人。」在他的努力下,多元文化不再僅是推理小說的子類型,而是如同犯罪小說般,成為推理小說的另一個發展方向。
藍衣魔鬼
《藍衣魔鬼》是易茲.羅林斯系列的第一本作品,整體的基調大致底定。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特色外,還有幾點在閱讀時值得特別注意。第一是觀察易茲如何藉由表意、偽裝而完成「無形的偵查」(invisible detection)。第二是易茲在表意過程中普通話(Standard English)與黑話(Negro English) 的交錯運用。兩種語言的轉換在原文中相當明顯,但在翻譯後若沒有特別留意將很容易為讀者所忽略。第三是莫斯里對顏色的敏感,除了易茲.羅林斯系列中大部分的書名都包含顏色之外,連他筆下的黑人也有各種不同的膚色。另一個例子是書名的雙關語,穿著藍衣的魔鬼除了令人鬱卒(blue)之外,魔鬼自己也是鬱卒的。因此在享受推理小說的樂趣之餘,若能進一步同理一個連魔鬼都感鬱卒的社會背景,將更能理解莫斯里之所以受到高度肯定的原因。